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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九堂
几年前,一位高科技海归带着芯片(IC)设计技术和满腔热情,从硅谷回国创业。海归找到风险投资(VC),VC又找业内高手帮忙评估,高手的结论是芯片设计的思路和架构有问题,VC放弃投资。
得益于当时“中国芯”概念狂热,海归还是很容易地找到一个民营老板融得3000万人民币,并在一个二线城市的高新开发区低价获得了一块土地,盖起了一座漂亮的研发大楼,几十个年轻人怀揣着纳斯达克梦想,夜以继日。3年过去了,正如当初那位高手所怀疑的那样,芯片出来了但无法正常工作,几经更改也无济于事。由于钱烧完了,后续投资又进不来,老板和海归决定关门大吉。
读到这里,您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创业故事。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故事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3年前那座低价盖起的研发大楼,已经升值到5000万,除去老板当初的盖楼和研发投入3000万,净赚了2000万,老板分得了大头,海归得了小头和创业经验,非常开心地分手。几十个年轻人的纳斯达克梦想虽然破灭,但却获得了还算丰厚的工资以及宝贵的芯片设计经验,他们轻易找到了新的工作并继续自己的梦想。高新区因为大打“芯片牌”,近几年来的招商引资工作成绩不斐。而附近居民小区的房价,也因为高新区芯片的概念大幅升值。当然最重要的是,芯片虽然失败了,但GDP肯定是上升去了,而且是乘数效应的数量级……。
这是2007年上半年同样是海归的一位本地IC设计公司CEO在电话中讲给我的故事(未经证实),并称这个故事并非纯属虚构。“这确认让人看不懂,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中国式经济奇迹!”他半带自嘲半带得意地强调说。
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想着这个故事,至今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个微观上的失败故事,竟然造就了宏观经济上的成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奇迹并没有在中国IC设计产业发生。尽管过去几年的“中国芯”大跃进催生了数百家IC设计公司,并也出现一些小明星,但往往都是各领风骚一两年,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厂商仍屈指可数。相反,随着产业投资的退潮,一批“裸泳者”呈现出来。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2008年中国IC产业比2007年下滑0.4%,近2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其中IC设计业虽然仍实现了4.2%的正增长,但与2007年21.2%的增幅相比,增速也出现大幅下滑。
在知名业界人士老杳的文章《2008年中国十家最“囧”IC设计公司》中可以看到,因为前景暗淡、产品研发失败和资金断裂等原因,凯明、鼎芯、凌讯、复旦微纳、上海安凡、北京新岸线、上海龙晶、凤凰微电子、互芯集成、智多微电子等一批业界知名的本地IC设计公司在2008年倒闭、出售和裁员等。作为“中国芯”的优秀代表,率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星微、炬力和展讯的股价都已经从当初IPO的10多美元跌至1美元左右,股价大大跑输同期纳斯达克大市,而且它们的业务发展前景都不太乐观。而在知名的半导体技术媒体《国际电子商情》网站上,类似《VC投资IC设计业,不如去投洗脚城?》这样的话题成为大家的讨论热点。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芯”的降温和困境,与目前的金融海啸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后者最多只是催化剂而已。因为目前中国IC设计产业以面向中低端应用为主,最终产品主要也是销往国内和亚非拉美市场,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面向中高端的欧美同行小得多。相反,由于欧美厂商的费用支出大和市场受损严重,经济危机反倒为“过惯了苦日子”的亚洲厂商提供了一个“拖死”和“赶超”欧美厂商的绝佳机会,典型的例子就是来自中国台湾的联发科(MTK)凭借大陆山寨市场做得风生水起,而欧美手机芯片厂商一片惨淡。
事实上,在宏观经济狂热的2006年和2007年,“中国芯”的问题已经显现。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俞忠钰表示,2002-2006年国内集成电路设计业销售收入由2002年的21.6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186.2亿元,4年翻了3番,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1.3%,为同期全球最高。
但自2007年开始,国内IC设计业整体发展速度明显放缓,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国内有近500家设计企业,企业小而散,全部销售额不及世界排名前几位设计公司一个公司的营业额;多数企业开发的IC产品方向窄,档次低,企业间产品同质化竞争空前激烈;许多企业运营模式“偏科”,商业模式不适应设计企业需要。近期更受到了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整合重组迫在眉睫。
相应地,经历了2004-2006年的狂热后,VC对中国IC设计产业在2007年后也迅速降温。根据调研机构Thomson Financial的统计,2004年VC对中国IC设计产业的投资总额为3.1亿美元,2005和2006年都约为2.1亿美元,2007和2008年分别为0.79和0.90亿美元,虽然投资数量基本稳定,但单笔投资额大幅下降。而展讯在2007年6月艰难上市,既是信心不足的投资者急于套现,也意味着VC对“中国芯”投资高潮暂告一个段落——一位参与辅导展讯上市的投行人士当时就私下表示,由于成功概率不高和回报不大,VC对本地IC设计产业已经不太关注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加上大量资本(海外VC/民营资本/政府投资)、人才/技术(硅谷海归)、利好政策(各级政府税收/土地/资金支持)涌入,为什么并没有催生出一批做大做强了的中国IC设计公司?在高举自主创新的中国,为什么本地IC设计产业迅速被投资者所抛弃?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芯片设计扩大到软件甚至更大范围的中国科技产业,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到目前为止,除了华为和中兴等个别企业外,中国几乎还没有成长出真正世界级的高科技公司,目前几乎所有的中国科技企业都是应用或者市场型的公司,而中国技术型公司还没有非常成功的案例——即使华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典范,但任正非也在2007年坦言,“华为奋斗了18年,迄今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市场、资本、人才/技术和政策都不缺,但中国就是很难出现真正的高科技公司?
如果仔细分析中国的实际,就会遗憾地发现,中国仍然缺少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土壤。以芯片和软件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特怔是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因此它需要一大群高技术人才聚集在一起,通力协作进行先进技术研发,并通过在一个大市场获得高额回报,形成良性循环。而这与目前以市场山寨化/潜规则化、管理江湖化、知识产权保护缺位为特怔的中国山寨经济模式在根本上是冲突的。
上文分析了中国仍然缺少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土壤,本文的讨论重点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三大困境。
一流企业做山寨,三流定标准
首先是中国市场三元化,潜规则和血腥竞争使得优秀公司很难利用本地市场完成原始积累。在美国和日韩高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庞大的本地市场作为自留地和试验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国拥有非常巨大的市场,但却是一个分裂的市场。
在我此前的一个文章《深圳“山寨制造”兴衰:中国经济奇迹缩影》,我提到了中国经济三元化,即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产业、外资力量主导的全球化新兴产业,以及本地民营/草根企业视为乐土的竞争型产业。作为对应,中国市场也可以草率地分为全球化市场、山寨/草根市场和国家/本地垄断市场。
以电子产业为例,全球化市场主要是指诺基亚、苹果、索尼和三星等企业占据的中高端市场,主要面向欧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高端消费人群,在这种市场,品牌忠诚、技术领先和时尚设计等是主要竞争法规则;山寨/草根市场大量存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拉美国家,价格低廉、功能新奇和上市时间快非常重要,而品牌忠诚度低。国家政策/本地文化垄断市场,是指有一定身份限制的市场,既包括TD-SCDMA、AVS、CMMB、数字电视、WAPI等中国标准为代表的市场,也包括本地文化较重的市场,如中文搜索、短信市场。
需要强调的是,三类市场常常也可以互相转化,例如适当抬高山寨/草根市场的门槛,它也可以转化为国家/本地垄断市场,如家电下乡运动;把GSM、CDMA和WiMax等本国标准或本地优秀文化推广到全球,本地市场就变成了全球市场,欧美日韩企业一直在这样做;把3G和数字电视全球化技术加上中国的规范,就有了国家/本地垄断属性。
进军全球化市场,一定是每个中国企业的梦想,但由于欧美厂商间既有利益关系和高门槛的限制,只能够是长期努力的方向。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于中国电子制造商,还是中国IC设计企业,山寨/草根市场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但需要澄清的是,山寨/草根化降低了下游企业的门槛,但对上游IC设计企业却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例如需要提供包括硬件、软件在内的完整稳定解决方案,提供保姆式服务等。打个简单的比方,“傻瓜相机”让用户很容易上手,却要求产品设计者“更聪明”。 另外,山寨/草根市场还有进入门槛低、利润率薄、变化快、知识产权保护缺乏和竞争血腥等特怔,因此虽然可以提供短期赚快钱的机会,但要可持续发展挑战也非常大。
也就是说,对于高科技公司来说,客户山寨,但自己不能够山寨。市场山寨化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同时也意味着竞争更惨烈,山寨市场成长出高科技公司同样艰难。一个例子的就是,在山寨手机市场,尽管很多外围芯片已经大量采用大陆的IC产品,但手机主芯片方面,一直是中国台湾厂商MTK的天下,很多大陆IC设计公司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最近才有突破,依靠的也是大陆技术最先进、管理能力最强的公司——一向低调的华为海思半导体推出的智能手机芯片平台,已经被龙旗等手机设计公司采用,即将量产出货,在智能手机领域领先MTK一步。
而介于全球化市场和山寨/草根市场之间的国家/本地垄断市场,常常为本地企业提供中期成长的机会——例如,在中国软件产业中,比较成功的用友和金蝶就得益于中国财会制度的特殊性和政府的倾斜。因此,借用柳传志的名言,中国科技企业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短期吃着碗里的山寨/草根市场,中期看着锅里的国家/本地垄断市场,长期种着田里的全球化市场”。
由此可见,国家/本地垄断市场在本地科技企业的成长中应该扮演承上启下的关系。不过,本应作为“中国芯”根据地的国家标准市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为“中国芯”带来多大的推动,与此同时,到目前止,TD-SCDMA、AVS、CMMB、WAPI、数字地面电视等中国标准,几乎可以说无一非常成功。
随之而来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本应是“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做产品”,不客气地说,我们却常常是“一流二流企业做产品(给山寨/草根市场);三流企业定标准”,少数几家参与国家标准的优秀企业也是备受伤害。究其原因,不外是产业进程不明朗、标准制定不公开透明、利益分配部门化和关系化、潜规则盛行等等。“革命尚未成功”,我们内部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很多企业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例如,一些国标的招标,常常冒出背景可疑的“黑马”。
结果是,因为疲于应对这些潜规则,最优秀的本地企业不愿大力投入本地标准——到目前为止,比较成功的“中国芯”公司,几乎都是在MP3、MP4和手机等山寨/草根市场,尽管山寨/草根市场的特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够各领风骚一两年,吃一碗算一碗,锅里和田里的都没有着落。而“中国标准”的队伍里,除了少数优秀企业外,也充斥着不少“能力一般但背景很强”的南郭先生,随着国家的资金、信心和时间被耗尽,本地标准也最终无疾而终,如此恶性循环,最终损害的是整个产业。
在老杳列出的“2008年中国十家最囧IC设计公司”中,就有凯明、鼎芯、凌讯、复旦微纳、北京新岸线和龙晶微电子等6家企业受困于本地标准。展讯创始人武平最近卸任CEO只保留董事长一职,据称也有疲于TD、CMMB和AVS三大国家标准的原因。
江湖式管理:难以打正面持久战
即使市场没有问题,对于中国IC设计企业,迅速推出相应的产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芯片和系统都越来越复杂,需要一大群高手齐心协力地长期工作,来不得半点差错,否则产品的研发时间和成本便大大增加。这要求非常高的管理水平,这对中国企业是非常大的挑战——在中国武侠小说中,高手总是极富个性和孤独的,习惯独来独往,很难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相比管理生产线上的工人,管理高手非常难,虽然说起来很简单——无非是共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丰厚的收入,规范化的管理。但这三点实现起来都不容易。即使是华为,靠的也是高收入加上半军事化管理,在管理人性化方面和国外企业仍有一定差距。
首先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培养,在诚信和职业道德观缺乏的中国需要长期努力。其次,中国企业面对的是成本压力大和变化快的山寨/草根市场,很难获得持续的高额利润,因此难以支撑很多高收入者,而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市场门槛低,又会导致公司分裂,所以出现大量老板型企业,如中国就有数百家IC设计公司。为了降低人员成本同时保持战斗力,和很多家族企业一样,中国高科技企业初创时期常常采用同志加兄弟式的江湖式管理,很难谈得上规范化管理。这会产生两大隐患,一是公司规模变大后,会出现山头文化以及后进员工难以融入等问题,二是关键人员一旦带队出走,会给公司带来重创。
在老杳列出的“2008年中国十家最囧IC设计公司”中,就至少有凌讯、凤凰微电子、互芯集成、智多微电子、凯明、安凡微电子等6家公司都出现了管理问题,例如人员冗余、帮派林立、流程混乱等。从2008年倒闭的两家企业身后的一地鸡毛来看,尽管只有百十号人,这些所谓的高科技公司的管理并不比地下工厂好多少。另外,炬力、中星微和展讯三家公司在上市后都出现了很难说是正常的人事变动。
知识产权保护缺位:创新者的恶梦
和市场山寨化/潜规则化、管理江湖化互为困果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缺位。知识产权,可以说是高科技产业最核心、最重要的财产,保护知识产权,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基石。这在中国软件产业已经有了非常惨痛的教训,盗版并没有打倒微软,却使中国软件产业几乎全军覆没——金山是中国最优秀的软件企业之一,但却只能够靠网络游戏完成上市。
十分遗憾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是中国IC设计产业的痛。没有底线的模仿和抄袭,导致的结果常常是乱挖墙角、同类公司涌现和竞争惨烈,让创新者无利可图。一位IC设计公司的CEO告诉我,其团队辛辛苦苦花了3年,但一个民营老板在最后关头私下花钱收买了他的半个团队,三个月后就推出了产品,让他傻了眼。不久前的一个案例是,上海一家公司的CTO在离职后,迅速开发出了兼容老东家的手机收音机芯片(FM芯片) ,惹来了官司——FM芯片最初由飞利浦垄断,每颗芯片的利润是几个美元,在本地的税迪科和硅动力取得突破后,一下子就涌入了近10家本地IC设计公司,毛利也迅速降至几个美分,可谓“惨胜”。
而更早前则是臭名昭著的“汉芯事件”,拿了国家的巨额资助却涂改国外厂商芯片来交差——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事实上,市场潜规则化、管理江湖化和知识产权问题在“汉芯”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本应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深入批判,以规范国内的产业环境。
综上所述,“中国芯”的困境,并不是缺少市场、人才/技术、资本和政策,而是我们没有解决的平等市场参与、公平市场竞争、管理规范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高科技产业的根基问题。因此,破解“中国芯”的困境,关键是政府、产业界和企业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健康的产业环境,而当下流行的“给钱、给政策”为核心的所谓产业扶持政策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相反可能会掩盖问题。
个人认为,民用高科技产业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民间资本和市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政府提供太多物质尤其是资金支持并不合适。且不论政府投入可能的风险高、效率低下和造成新的不平等因素,如果高科技企业还需要政府的补贴才能够生存,如果高科技人才的住房和个人所得税还需要用普通老百姓的钱来补贴,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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